自从重庆男孩彭书涵成为考取美国深泉学院的第三名大陆学生后，“深泉学院”一下子成了国内媒体热词。一时间，有关它的各种定义让人目不暇接，诸如世界上最难进的大学、最神秘的大学、比哈佛还牛的大学、牛仔大学、乌托邦式大学等。那么，深泉是怎样的一所大学？
深泉大学
横跨世纪的三五小时
从拉斯韦加斯的赌场往西开车走3个小时，或从洛杉矶的好莱坞往东北开车走5个小时，就能到达死亡谷，一片空旷广袤、与世隔绝的沙漠，深泉学院——一所两年制的男子大学就地处这片荒漠之上。
深泉选址于荒漠，是创建人L.L.纳恩有意为之。他给1924级深泉学生的信中写道：“只有极少数人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这些人大多来自荒野——比如沙漠永恒的沉默。来吧，光明之子，与他们同行，便可脱颖而出。”如果青年学子们对此提出疑问或异见，他就说：“去听听沙漠的声音。”又说：“此非禁欲，与俗世短暂隔离是成就领袖精神所必需的。在喧嚣的俗世，怎听得到沙漠的声音？”
倾听并内省是深泉教育的重要部分。因此，尽管它离好莱坞的香车美女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实际上却横跨了近一个世纪。
深泉大学
1980年代，深泉与外界的接触只靠一部常常断线的电话、信号微弱的收音机和一月一次的邮件。提及深泉的闭塞，1986级的深泉人、获得2014年古根海姆奖的作家彼得•洛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那时候没有网络，电话和收音信号糟糕透了，信息总是滞后。1990年代，网络流行开以后，深泉与外界的联系仍依靠电话和传统的邮递服务。有一年，电信公司因深泉长途电话费超额而赠送他们一台大屏幕电视作为奖励，但这台电视被学生们丢到垃圾堆，用铁锤敲破了。”进入21世纪以后，深泉的电信设备有所改善，甚至建了学校官网，但相比其他高校，仍很落后，遇到刮风下雨打雷，电话和网络就断了。
今夏毕业的香港学生谢晋轩从深泉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信号居然稳定，大概正逢那边的天气不错。谢晋轩语速不紧不慢，出口的话听得出多半经过深思熟虑。与他交谈，听不出他是未满20岁的年轻人。他说他在深泉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聆听：“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比较自我，只懂听自己，不懂得听别人的声音。到了深泉，我发现，你一定要很专注地听，才能真正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才能与他们对答，否则就是对牛弹琴，和空气说话。”
深泉大学
如果纳恩听到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说这个香港年轻人听见了沙漠的声音呢？
不是“乌托邦”，更像“城邦”
有人把深泉比作“乌托邦”，纳恩当年建校时也的确怀着“乌托邦”的理想。这位终身单身的男人精力充沛，他没有大学文凭，却将他生命的最后20年贡献给了教育，因为他坚信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他的理念是将基督教神秘主义、帝国精英主义、童军的禁欲苦行、知行合一的理念、领导力的培养、自治能力的训练综合起来，培育出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描述的哲人王（philosopher-kings）。
他理想中的深泉像乌托邦那样完美。但深泉更像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城邦（city-state）。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深泉几乎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描述的城邦平民政体吻合，这是一个平等、自由的自治团体。把如此重的责任放在一小群不满20岁的男孩肩上，不可谓不冒险。近百年来，由一群荷尔蒙旺盛的学生完全自治的深泉的确没有发生重大危险事件。但是，在自治的过程中，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激烈的言语、敌对的情绪不可避免。他们有时会为了一件小事争论三五天。
洛克用刻薄辛辣来形容当年大大小小的争论。那届学生走了一半，就不难理解，但也是很极端的个案。正常的情况是平均每年都有一两个学生会退学或被劝退——多半因为不适应同时要承担沉重的责任、辛苦的劳作和繁重的学业，又或不懂协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谢晋轩这一届没人退学，但也有两个学生不能适应深泉。其中一人有轻微的心理问题，不能按时起床、上课和工作，像一台无法运行的机器，影响到了其余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谢晋轩和我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不轻易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更不会妄下结论，而是提出更多问题去探讨各种可能性。这和他在深泉接受的民主自治教育有关，在深泉，无论是在哲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谢晋轩和他的同学实际上是在实践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理念。
此精英，非彼精英
78级校友比尔•韦奇在深泉呆了一年后，对民主自治过程中的激烈争论感到厌倦。当他的好友迈克尔•利文撒尔被劝退后，他愤然退学，但很快就后悔了。他举例告诉我他为什么怀念深泉：“在深泉，一个教授给我的一篇论文的批语是‘文笔流畅、结构严谨、毫无瑕疵。B！’我很困惑，问他：‘教授，你说我这篇论文毫无瑕疵，怎么得分是B？我怎样才能拿到A？’他说，‘这篇论文对你来说，太简单了。你无需努力，便一挥而就。你想拿A，得选择难题，并写好它。’后来，我转学到俄亥俄的欧柏林学院，有一次因为贪玩，胡乱写了一篇论文应付作业。我交上去时，心里很不安，安慰自己说，下次写篇好的。没想到，教授居然把这篇论文当作范文，复印发给班里的每一个同学！”
不论是韦奇、洛克还是被劝退的迈克尔•利文撒尔（他后来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他们的经历似乎说明了三点：深泉在学术上对学生的要求比其他学校高；深泉鼓励学生自身的提高，不提倡学生之间的竞争；深泉的师生关系很亲密——深泉的课堂都是小班教学，通常一节课只有三五个学生，如果课堂有七八个学生，就算大班教学了，师生关系自然亲密。
因为这些差异，有人断言“深泉比哈佛还牛”。然而，上述情况不过是深泉与常青藤大学之间的表面差异，但深泉与常青藤大学实际上没有可比性。
从深泉毕业后，他们大多转学到“正常”的综合大学继续学习，这才开始他们的专业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约8成深泉人拿到常青藤本科学位，6成获得硕士学位，一半获得博士学位。虽然从表面看，深泉和常青藤大学都定位在精英教育，目标是培养领导型人才，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它们对领导力和精英的定义根本不同。
常青藤大学对精英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国家元首、CEO、“华尔街的狼”、名校校长等，简言之，是掌握着权与钱的上流阶层。而深泉对精英的定义更接近黑格尔的高贵者——精神独立、具备孤独能力、善于倾听和内省、具有人文关怀、用行动影响周围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深泉”
韦奇退学后，一直在寻找另一所深泉，但始终找不到。我问他：“过了30多年，回首看利文撒尔被劝退和你愤然退学的往事，看法有变化吗？”
他笑了笑，说：“我得告诉你，利文撒尔每年都给深泉捐款，有几年还是深泉的志愿募捐人！虽然他被深泉‘踢’出校门，但他和我一样珍惜深泉的教育。
我问利文撒尔是否曾对深泉不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时候，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能力上，我都没准备好在深泉学习和生活。”他顿了顿，又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深泉。”
如果你想上深泉，或许可以先自问一下：你能在读完4000页书的同时，应付另两门功课，完成繁重的劳作——放牧、灌溉牧草或耕种等，并参与讨论和管理学校事务吗？深泉2004—2007年的校长罗斯•皮特森就不能。《纽约客》记者曾问皮特森，如果他是高中生，会否申请深泉，他斩钉截铁地说：“老天爷，绝不！”
要适应深泉的民主自治，最难的是来自喧闹城市的年轻人能否听见沙漠的声音，是否耐得住寂寞。不知今年被深泉录取的中国男孩彭书涵能否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