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

2001年8月15日,重庆巫山巫峡镇泉村的40户134名三峡移民,离开故乡来到广东佛山市三水区白镇(化名)白村(化名)。

从2001年8月到2004年1月,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程瑜先后八次在白村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完成其论著《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书中,程瑜引用了山东东平湖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说明安置移民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安置不当可能会引起的后果——

1958年,为修建山东东平湖水库,近28万移民被迫离开家园。然而,自1963年始,大量移民陆续迁返家园。1968年,库区各级政府组织大批工作人员劝返,并调用100多辆汽车和火车专列,帮助将移民送回安置区,但仍未能阻止移民再次返迁,甚至发生了1万多人千里迢迢集体徒步返迁的事件。到1973年,该水库总计有23.61万人返回库区,返迁率为84.84%。

三峡移民

理想VS现实

2001年国务院颁发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规定,三峡工程建设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所谓“开发性移民方针”,其目的是使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

迁到白村的巫山移民,国家按人头每人发放7798元安置费,每人得到0.6亩耕地、20平方米的住房和10平方米的宅基地。其中,住房造价每平方米480元,移民出250元,政府补贴230元。这样的安置条件还算理想,但是,移民过程中的一些隐形损失,却被政府忽视了。有移民在搬迁前,将巫山老家的家电便宜卖掉,再到白村添置新家具,过程中家电损失就可能上万元。就算家具不卖,一路运送过去,运输损耗也不小。于是,国家补偿的费用就只抵得上搬家的费用。而到了新的家园,移民过渡期的生活费就得靠移民自己想办法。

三峡移民

事实上,在正式移民前,每家都有代表前往迁入地考察,大家觉得未来的生活有好转才会同意移民。这里有很多问题都被理想化了,或者说移民的期待过高,到移民搬迁结束,很多现实问题才真正显现出来。这其中,土地问题是核心。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重农思想,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乡土中国,土地和生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土地背后代表的是身份认同问题。过去,因为巫山旅游资源丰富,很多移民靠在旅游地做小生意过活,对土地并不那么看重。到了白村,他们失去了熟悉的赚钱方法,于是,对土地的依赖和认同感便大大加强。

迁到白村的移民,会得到0.6亩耕地,这比过去在巫山要高,但相比白村当地居民人均土地2.6亩就少了。而且,分来的土地质量并不好,很多根本没法种。对他们来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始料未及的。

土地问题属于经济补偿,此外还有政策性补偿,即是让移民在新生活地能够持续地发展。安排就业则是其中一种补偿方式。广东属经济发达地区,在那里能进厂务工成为移民决定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移民与政府签署的合同中,明确写着“尽量安排符合条件的每户一人进厂务工”。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上不问条件,每家自报一个名额,抓阄决定谁去什么厂。而由于各家一般都安排家长进厂,他们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进厂后的工作也很不适应。

移民在巫山做小生意时,工作自由随意。到了工厂,条条框框规定变多,迟到的现象颇为严重。又因没有相关技能培训,移民进厂后多从事打扫清洁、搬运等基础工作,不仅工作辛苦,心里上也觉得受到歧视。不久,移民就纷纷退出工厂,当地政府又不得不安排第二次、第三次进厂务工。

三峡移民

故乡VS异地

移民在生产方面的适应较容易解决,在文化和心理上的适应则需要很长时间。

语言是移民文化适应外在的体现之一。程瑜在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位移民在当地买了一头牛来耕地,但那头广东牛因听不懂四川话,干起活来常常不听使唤。移民只好向当地人学习广东白话,最后才能让那头牛乖乖听话。动物如此,人就更不用说了。语言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在白村,移民使用两种语言,在村子里,他们彼此说重庆方言,到了外面,则讲起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很多移民的孩子,因不会粤语,学习成绩下降不说,和同学间的相处也受到影响。语言的隔阂,带来了情感的隔阂。

地理环境的差异也给移民的生活带来影响。从重庆到广东,气候、环境的改变自然带来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调整。比如,巫山有较多山路,移民过去每家差不多都配有摩托车。来到白村,他们往往也带着或重新买了摩托车。这使当地人产生移民都很有钱的误解。另外,由于过去在山路骑行,移民并无太多交通规则的概念,所以,移民在白村开摩托车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

移民内在的文化适应,则体现在移民在情感上能否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白村的移民普遍存在自卑的心理,并不经常主动与本地人交往。对比而言,移民进工厂后,与外来同事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然而,即便如此,到了儿女婚嫁等重要场合,他们也并不会邀请移民去。而在某些情况下,移民的自卑心理会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比如刚才说的,移民进厂务工觉得受了委屈,相继决定退厂。此外,移民与当地政府、居民也出现不少争执。所以,虽然他们都有广东的户籍,但是几乎没人觉得自己是广东人,他们总是自称“三峡移民”。

传统VS现代

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信息交流,人们从中获得生活、工作等方面的信息;二是社会互助,当人们生活出现困境时,社会互助网络会给予援助。

移民搬迁后,老家的房子由新的楼房替代。但移民在过去拥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破坏,则更深层次地影响他们的生活。这造成的“社会性脱臼”是很难弥补的,它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变得严重。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提出“弱联系”的概念。传统社会常常是“分块型”的,人们生活在大量的村庄或部落里,它们属于同质而独立的社会单位。在社会单位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人际关系,也即“强联系”。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的交往面变广,成员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因而社会单位或群体有大量的重叠性,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也即“弱联系”。

移民从巫山来到白村,便面临这种从“强联系”到“弱联系”的转换。在过去的农村,无论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还是基层政治的实现,宗族关系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白村,移民原有的宗族关系被打乱,他们被强制组成一个村。而且白村的现代化程度远比巫山高,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基层的选举意识较强。而移民则显得有些举手无措,甚至凝聚力不够,以致出现三任村长接连下台、村民与政府关系一度紧张的局面。再加上政府在落实移民相关政策时,公开透明度和增进沟通方面做得不到位,不少移民在迁入地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过渡期。之后,移民内部之间的凝聚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移民与当地政府的沟通等才慢慢恢复正常。

此外,关于三峡移民的适应性问题,研究主要在三峡移民工程期间。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三峡移民在当代的生活,也需要有更多的研究。